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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表示，希望《台灣災難新聞記者採訪手冊》廣泛給予未來將進行災難報導的記者參考。（宋小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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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宋小海（目擊者電子報記者）
日本311災後一年了，除了檢視人類社會如何因應地震、海嘯及核電事故等大型複合式災難，新聞媒體與記者面對各種災難發生，又該如何累積經驗，在未來可能再次發生的災難中，傳遞正確訊息？對此數位典藏計畫「新聞倫理與媒體勞動動權資料庫」、卓越新聞獎基金會、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創傷新聞網共同合作，編輯《台灣災難新聞記者採訪手冊》出爐，並在3月8日於政治大學傳播學院舉行公開論壇，同時由新聞工作者楊樺分享處理災難報導的經驗。
「大家都希望記者負起報導責任，但我們都忘了，記者在採訪經歷這麼大的災難，其實也有心理的衝擊需要克服。」計畫主持人、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表示，《台灣災難新聞記者採訪手冊》內容面向，即指出記者、媒體組織在災難發生時，事前將有哪些條件考量及準備工作，當中也根據去年前往日本採訪的記者經驗，抵達現場又有哪些自我安全、採訪進行等注意事項，以及最後報導呈現的處理原則。
外派「製作人」整合採訪資源
曾有戰地採訪經歷、現為TVBS國際新聞中心主任楊樺則指出，由於災難類型眾多，發生時間難以預期，記者很難事先瞭解現場情況，電視新聞台在指派記者採訪時除了首重個人意願，也須考量能力選擇，包括語言、掌握鏡頭呈現、過去新聞採訪經驗、觀眾識別度，例如在TVBS國際新聞中心的角色不只是外電編譯，其中逾半數都有現場採訪播報能力。
在安全措施方面，楊樺則指出人力調度是根本問題，在成本考量下，台灣經常發生的情形，是由文字記者加上攝影記者兩人前往現場，但例如美國CNN在國際採訪時，至少會派一名「製作人」（Producer）角色前往，讓記者與攝影不需特別自己考慮交通、住宿、設備等諸問題，增加現場蒐集資料、報導的時間。楊樺舉例說，《蘋果日報》在去年311發生後前往災區時，總編輯馬維敏與記者一起前往日本採訪，扮演功能就類似製作人的角色，而「製作人」制度文化是否成熟確立，也反映一個國家與地區對於新聞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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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VBS國際新聞中心主任楊樺強調災難報導需要協調足夠人力投入，平時更應建立科學傳播的知識。（宋小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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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室新聞」弱化媒體危機意識
災難總是突如其來，平時媒體如何建立面對危機的意識，楊樺另外用「溫室新聞」來形容台灣媒體狀況，指出因監視器、YOUTUBE、記者會等畫面比例過多，導致不知道外面溫度有多高。而這樣作業習慣下，記者到重大災難現場，如何有能力過濾資訊？
楊樺表示，溫室新聞不是不能播，而是過多的比例將對新聞產生負面後果，國外像這類新聞會控制在 5﹪到10﹪，而台灣則把花絮當主新聞，記者的自身經驗、判斷力不被重視，只要畫面好看播出就好，像是目前美國NBA球星林書豪在台灣媒體的現象就是例子，如此都會影響記者、主管與觀眾對於新聞的定義。
科學傳播有待重視
回顧日本311災難的報導呈現，楊樺則認為其中「科學傳播」一直未被重視，例如關於輻射劑量的單位定義，現在社會大眾與記者是否還記得西弗、微西弗、毫西弗之間的差異？而去年311震災後，同時各新聞台都在找人來談科學，整點新聞都在開棚找人，但以節目性質方式詮釋科學議題，其中任何科學判斷錯誤都會造成負面影響，而一些過度包裝的節目其實不應該放在強調真實的新聞台。
因為記者經常仰賴專家顧問去協助報導，楊樺也指出記者在面對每個專家的詮釋不同之間，至少要有科學傳播知識做為質疑判斷基礎，像是近期台灣政府是否進口定萊克多巴胺等瘦肉精肉品，如果政府說沒有科學根據證實有毒，但其實是沒有「足夠」科學根據，而若沒有根據，政府又該如何設定萊克多巴胺的容許量？然而記者在面對執政者的強大政府機器，專家丟出一堆數字只能接招，或許透過專門機構、課程協助記者加強瞭解知識，讓記者在質疑之前，起碼知道該問什麼問題，所謂的媒體素養背後也與科學素養息息相關。
資深記者是媒體的記憶體
楊樺表示，去年日本311的複合式災難，對全球媒體都是經驗衝擊，像是日本東京一度輻射值過量，台灣各媒體都撤回台北，事後才發現只有那一段時間超標。雖然每個災難的狀況不可能相同，但特殊記憶雖然不能完全複製，媒體應把資深記者、主管的經驗，變成媒體組織面對突發狀況的「記憶體」，可是台灣新聞工作者流動率高，資深記者流失，這些問題從媒體處理新聞的態度與方法可以看得出來。
楊樺也補充，災難新聞也並非是媒體的固定路線，因而需要整合不同組別的人員協同報導；當大眾將目光聚集在報導呈現內容時，認為絕對該處理什麼面向時，卻常忽略新聞運作的「隨機變數」極大，包括記者個人因素、交通安排狀況，例如班機如果差一步無法順利抵達，甚至就不存在現場報導這件事，許多瑣碎卻關鍵的條件，也都是媒體的人性部份呈現。
媒體報導如何減災？
在討論中，政治大學新聞系教授孫曼蘋認為，在回顧台灣媒體採訪日本311採訪報導經驗同時，也可參照日本媒體的報導作法及表現。例如日本經歷1928年關東大地震之後，1930年日本NHK廣播部的成立主要目的，就在報導災難新聞，也形成後來NHK整體功能即在於防災與減災，提供資訊服務。而在公共電視台之外，地方的商業媒體記者平時也對於地震等災難情境如何因應報導加以演練。台灣雖經歷九二一地震、八八水災等重大災難，但還需要加強與政府體系結合、累積採訪智能，避免每次都從零開始。
楊樺對此回應表示，他自身就讀環境教育研究所，同樣關切媒體與減災的關係，而防災教育除了討論媒體功能，同時仍要考量政府狀況、防災中心與媒體是否連線；當台灣防災中心的訊息有時甚至落後於媒體的狀況下，媒體要發揮減災角色，也可反推回思考政府體系有沒有「資訊沙皇」（information czar），真正將防災、減災資訊集中整合，與新聞媒體互動；另外過去台灣常將災難報導視為記者個人英雄事蹟，但更應該重視分享採訪經歷。
傳播學者表態反核
「如果金山的核電廠發生核災，各位也不需要這個報導手冊，也不需要逃難，因為是逃不掉的。」政治大學新聞系副教授劉昌德另補充道，從日本災情回歸台灣本土問題，自己雖非核電專家，但從整理災難報導手冊的研究經驗中，除了過去媒體因應核能等的專業知識有所欠缺，更從他所接觸的核電相關專家意見及知識資訊後，瞭解台灣的核能政策大有問題，因而對於今年3月11日台灣舉行的反核遊行表示支持。「我們有這個手冊，但不希望在台灣用得上；一旦用得上，報導得再好恐怕也都於事無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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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311災後一年，除了新聞工作者反思如何進行複合式災難報導，民眾則在11日上街遊行希望廢核，從根本防止災難發生的可能。（宋小海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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