攝影記者論壇呼籲增加專業對話

宋小海／報導


　傳統的新聞價值認為影像資訊必須透過專業機制與一群專業人員進行採集與製作，才能成為準確、富意義、有價值的新聞訊息。但隨著數位科技讓攝影的技術門檻不斷降低，以及「公民新聞」風潮的興起，加上網路部落格的廣泛流通，新聞影像的專業與非專業界線已經日趨模糊難辨。

　針對上述現象，卓越新聞獎基金會舉行「從技術與倫理談新聞攝影專業」論壇，邀請多位記者共論。中國時報攝影主任黃子明陳述其中的主要問題，包括當今媒體環境對攝影工作者的衝擊、新聞亂象下攝影記者如何自處、攝影記者如何看待自身角色，以及專業組織能否有效運作。

攝影記者的工作處境

　TVBS攝影記者楊育昇認為，目前數位化對電視台的工作流程影響還不普遍，反而是收視率的壓力競爭，導致新聞主管經常要求「其他電視台有的畫面我們也要有」，以及進行雙分割、畫圈、特效等強調手法，造成許多時候新聞專業內容有所扭曲。

　公共電視攝影記者羅盛達表示，自己目前負責新聞專題工作，邏輯與每日新聞的方式不同，主要需要進行題材研究，並蒐集大量影像資料。他也認為近年網路的發展，也正面增加電視的新聞報導影像曝光的效益，因而數位匯流的新聞大平台，可能是未來趨勢。

　現任職於中央通訊社的資深攝影記者施宗暉則說，攝影記者的專業限制經常來自於沒有影像訓練的主管，看電視有什麼就要求什麼，也不尊重攝影記者已有的照片。例如每年考季後，滿級分學生聚在一起跳躍的照片，就是攝影記者在主管壓力下被迫「用嘴巴拍來」的擺拍產物。

　施宗暉表示，攝影記者有一天可能會消失掉，尤其媒體已採用更先進的硬體技術，用DV拍攝連續畫面再抓圖，以後攝影還不如找海軍陸戰隊退役就好，既容易衝撞擠入現場，又可長時間工作。施宗暉認為，新聞攝影現在取代性很高，除非背後有更深層的東西，若能以”Producer”（製作人）的概念，訓練工作者從拍到剪，一個人獨立完成報導，或許是未來的趨勢。

　蘋果日報資深攝影記者杭大鵬則認為，以前媒體有壟斷資訊權力，現在民眾自己可以主動拍到第一手照片提供。他認為正面而言，科技解放讓非專業的民眾可以紀錄攝影記者到不了的場合，對攝影記者是挑戰，但不可能全然取代。

　壹周刊攝影主任姜永年表示，自己在工作過程中，經常必須「說服」文字記者、主管選用哪些照片、也要面對美編如何裁切、壓標等情況，整天都在打仗。攝影記者雖然自認媒體不能沒有自己，但在組織產製過程中，常會感到自身很容易被取代，雖然自己還能為照片把關，並參與所有後製的流程，卻也不免遇到文字記者荒謬的提案。他認為攝影記者的專業不是自己關起門來談，而是在組織內與老闆、總編輯、文字記者、後製美編與文編，共同討論出一個守則。

　
建立集體組織與對話空間

　今年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推出「新聞圖像使用原則」，期望做為業界專業守則。苦勞網記者王毅丰則反思，能發揮專業的攝影記者，若覺得陳幸妤的畫面沒有新聞價值，就沒必要追著她跑；或是不需要造假、設計畫面打擊政治人物。他更批評，過去專業攝影記者被灌輸不能干預現場等倫理，現在卻又經常失效，肇因於「選擇性的專業」：當資本家覺得市場有利，即使例如陳幸妤沒有新聞價值，攝影記者也要因「專業」之名帶回畫面。

　對於專業被選擇性運用的情況，王毅丰回顧苦勞網的成立緣起，當主流媒體報導統聯客運罷駛事件，大多僅在消費者權益受損上打轉，一群社會運動者對此不滿而催生出苦勞網，就是要從所謂的「專業者」奪回詮釋權。另外，苦勞網建立輪值主編制度落實內部民主，也嘗試打破科層化的制度限制。

　「我們可能有必要重新建立我們自己當代的新聞專業規範。」台灣新聞攝影研究會的成員鍾宜杰則提問，當前大家所談的新聞專業，到底是新聞媒體機構還是新聞從業者？符合現狀的是，入行門檻由媒體機構認定、專業責任由媒體機構承擔、專業判斷由媒體機構掌握、從業人員只是提供勞動服務；但他認為新聞專業應思考反轉為新聞從業者掌握：入行門檻由專業組織認定、專業責任由從業人員承擔、專業判斷由從業人員掌握、媒體機構承擔行政管理責任。

　鍾宜杰說，新聞記者因為社會公權力賦予特權與期待，因而有權力質疑老闆，但背後需要專業組織的力量。他也批評目前記協是一個力量非常弱的專業組織，包括新聞攝影研究會，都仍未受同業普遍承認尊重。

　前任新聞攝影研究會理事長、聯合報攝影記者鄭超文則表示，過去攝影記者在編輯部被邊緣化，很少參與討論過程。攝影記者感覺遭受壓迫，並不是因為無法選用哪張照片，而是根本沒有對話，所以促成對話也就是成立專業團體的原因。新聞攝影研究會透過舉辦攝影比賽與展覽，除了讓專業者之間溝通，也是與社會大眾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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