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怡蓉（日本大阪經濟大學情報社會學部副教授）
2011年3月東日本發生大地震，之後所發生的大海嘯、福島核電廠等問題不單單是日本，同時也帶給全世界莫大的衝擊與震撼。
311東日本大地震之後，日本社會壟罩在一股自我審查的社會氛圍之中。電視裡的特別節目使得一般例行性節目的撥出被打斷，綜藝節目等也被自我約束播出。一連幾天的特別節目報導，雖然有時會看見混亂的畫面，然而，新聞主播與記者用著不慍不火、有條不絮的方式反覆播送資訊。電視裡播放著災區全毀的畫面、災民們在避難所中用冷靜的態度面對，同時有秩序的排隊，以及絲毫完全沒有半句怨言，持續的等待外部救援等等，這樣的畫面不斷持續撥放著。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福島核電廠的相關報導上。在國外接二連三地持續播送令人震撼的海嘯消息，以及災民們在選擇避難所時所需要的輻射擴散方向之相關資訊報導，而這些消息在日本國內第一時間反而不被播出。帶有私人情感的申訴、生氣、悲泣畫面也和對於救災的方法與政策存有質疑的人，他們之間激烈與衝突的畫面幾乎不會被播送出來。然而電視呈現的畫面是，電視台的主播與藝人使用他們所熟悉的語言將災區災民的「聲音」搭配鄉愁式的背景音樂傳達出來，一般企業的形象廣告也都紛紛依企業的決定停止播出，而被AC JAPAN(舊名：公共廣告機構 譯註 )的「溫情訴求」廣告所取代。
長期以來，具有高度公益性的傳媒乃是具有龐大的社會影響力，這是因為在民主社會中媒體扮演了民意形成的重要因素。因此，從傳統的理論來說媒體必須承擔一定的社會責任。此次的地震災害報導乃是盡量不要引發社會混亂，因此，無論是對社會大眾、閱聽人與災民，都是報導者基於職業倫理，以「設身處地」的方式對於資訊進行篩選的報導。從這樣的觀點來看，這樣的行為判斷模式看似有理。不過，從另一個觀點來看，在「社會責任」這樣的大原則下被拿掉的訊息究竟有哪些，而甚麼樣的原因合理化這樣的行為則是有再思考的必要。
我們觀察一連串的震災報導，媒體的「社會責任」的四字箴言就如同緊箍咒般的如影隨形，多元的言論(言論自由)則被壓制。從對社會的關懷，開始了一連串單一面向的關懷演出，被電視台裝飾、再現的災民恢復故事，成為電視台與災民、災區站在同一陣線上的代表性呈現方法。在這裡，「社會責任」這四個字成為了安全、渡過非常時期在適合不過的標語與口號，然而，若從另一個觀點來看，被完美「製作」出來的「電視節目」同時在另一層次上，呈現出沒有主體性聲音的災民。
在震災1週年的3月11日，播出了許多紀念節目。裡頭可以看到有許多由災民來再現當時的狀況，或用災民自身的聲音、語言作為描述的畫面。然而，多數的訊息仍然只是被媒體建構在節目之中，災民的聲音並非自由自主的發言，而有一種「需要有人發言而說話」的感覺。
當然，在地震發生後，台灣的媒體、評論家與研究者都給予包含NHK在內的日本媒體高度的評價，認為日本媒體在報導時具有高度的「專業性」。的確，日本的媒體在報導的實踐上的確如同台灣的媒體、評論家、學者所稱之「具有高度的專業性」也有許多值得給予正面評價的地方，然而，以媒體做為「社會的溝通工具」的觀點來說，這次震災報導實踐的「社會責任」與「專業性」上，媒體仍然只是做為單方的訊息工具，而沒有發揮資訊交換的功能，而這樣的形態則與過去無異。不單單在這次的地震相關新聞的報導，長期以來，過度的自我審查＝他律的自我規範都顯示在日本媒體在其他的電視新聞報導表現上。在年輕人逐漸不常看電視的日本社會，是什麼樣的電視媒體的職業倫理與專業性才能使其繼續做為民主社會的大眾傳播媒體的代名詞？尤其在這多媒體與多頻道的時代下，與其他的傳播平台相較，電視媒體究竟要承擔起甚麼樣更積極的「社會責任」？而現在或許也是必須重新思考的一個關鍵時刻了。
（譯註：日本的公共廣告機構，創立於1974年，為一社團法人團體，主要製作公益廣告，以提昇國民的公共意識做為目的，其經費由新聞、廣告、企業界與所屬會員所贊助，不接受政府贊助。）
(李子瑋 譯、高岡怜子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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