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不再為媒體侵犯人權生氣？

文／黃哲斌（新聞工作者）


昨日晚間有位報社記者來電，希望採訪媒體侵擾張志揚家屬，導致民意反彈，以及吳念真臉書引發廣泛迴響一事。因為是我關心的議題，於是答應受訪；但我知道媒體的先天限制，很難完整陳述我的意見，因此整理補述如下：

一、吳念真的臉書文章是對的，是好的，是沉痛的提醒，也代表社會善良多數的憤怒與祈求。然而，光是憤怒與祈求是不夠的，是無效的，因為那些第一線被痛罵的記者，在某種程度上是身不由己的，他們只是代表辦公室裡的編採主管與媒體老闆。

而這些編採主管與媒體老闆，代表的是台灣媒體市場的扭曲結構，或許你不愛聽，但實話是：「這些記者背後代表的，是全台灣的廣告主與閱聽人，包括你我」。

二、更聚焦一點來說，他們的表現，只不過恰如其分，「稱職」地反映了台灣媒體的獨特競爭結構，以電視新聞來說，就是「SNG文化」與「收視率文化」，後者又被收視率調查公司與媒體採購公司所制約，幾乎動彈不得。



三、別奢望或渴求單一媒體或單一記者個人的善意，因為在這種競爭結構下，「一家媒體就足以綁架所有媒體」、「媒體經營者與廣告主與閱聽人互相綁架」。「長夜驚醒、輾轉反側、幡然徹悟、痛改前非」這種好事，不會出現在媒體界，不會，不會，不會。

四、所以，我們就放給媒體爛嗎？當然不是；有解方嗎？有，但都不容易。

第一等方法，還是媒體自律，而且是媒體老闆或編採主管願意自律，透過一跨媒體的溝通平台，互相約束，甚至簽訂自律公約，從報導倫理到置入行銷原則，互相約束，違反者集體公開譴責，努力共同恢復市場秩序，重建媒體工作者形象及尊嚴。長遠而言，媒體經營者與主管反能獲利。

第二等方法，是消費者運動，透過閱聽人集體抵制或抗議，打電話、關機、退報，將短期的憤怒，化作長期的、有組織、大規模的抵抗運動，對於媒體而言，絕對有效；部分社大曾發起「關機運動」，若能持續以不同方式進行，或由公眾人物（包括吳念真先生）集體帶頭發起，會對媒體及廣告主產生具體壓力。

第三等方法，才是政府及法規管制，例如「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兒少法」、「性侵害防治條例」，都對媒體報導產生一定管制效果，但政府或法條若過度管制，有其龐大風險。

第四等方法，任其朽爛。事實上，近十幾年來，主流媒體一直往這條路上走，越發朽爛，越發不堪，越來越多值得報導的公共議題，反而由部落客、公民記者、獨立媒體代勞，然後鎮日追逐不值得追逐的雞腸鳥肚。

這個趨勢若不減緩，三到五年間，主流媒體會自食惡果，閱聽市場與影響力同步衰微，營收數字不斷下降，加上無力回應網路的快速變化與挑戰，直到被迫退出市場為止。

雖然，我並不樂見最後一種情況發生，但眼下，發生機率卻最高。相對而言，我最期望出現第一種及第二種情況，才能解決「媒體內容受限於市場結構」的根本問題，否則，我們只能在南迴案的「泰安休息站」中生氣，我們只能在許純美的阿美姐風潮中生氣，我們只能在虐童事件的灰指甲裡生氣，我們只能在下一個張志揚老父的淚水裡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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