挺進文化的省思

文／許瓊文

　莫拉克風災將近20 天的時後，我透過初步內容分析、實地觀察與訪談檢視最近的風災報導，發現如往常著重在受害者情緒波動的感官新聞外，「挺進文化」亦成為主流，連被視為模範的新聞媒體也「潦落去」。還好每個記者心中的「挺進」聖地--那瑪夏終於在軍方協調下，23號以共享（pool）方式讓第一手畫面平均分配，災區記者們頓時失去生活重心，新聞熱度慢慢從災區挺進轉到新流感疫情。

　那瑪夏密碼被破解，真正的懸疑衝突點立刻消失，挺進已經不再需要，但是在這十多天中，有多少記者在缺乏專業訓練與專業設備下，徒手跟著搜救總隊挺進災區，還好，沒有任何壞消息發生，但是也是很多有驚無險的畫面，有的記者強行渡溪差點被急流給沖走，有的記者只跟著當地人就走入森林中差點失蹤，還有搶搭軍用直昇機、搭乘危險流籠、進入土石流警戒區，每個挺進記者們傷痕累累。但這些敬業的記者們，即使水迅速淹到腰部，流籠搖搖欲墜，溪流湍急，千鈞一髮之際也不忘趕快做個stand upper（記者出現在鏡頭前報導）或是假Live（假的、預製的現場連線），這樣的挺進文化妨礙救災工作、危及記者生命卻沒有人制止。

　記者們對自己的安危也許有感知、也許無知，但也無可奈何？每個新聞室都會不免俗地發個簡訊，但是又希望能領先各台先發現被土石流掩埋的村莊，一個記者挺進了小林村成為英雄，在正面鼓勵、負面壓力與繼續挺進的氛圍下，又開始將寶來、錫安山、那瑪夏當成目標，記者在自我實現的驅使下，在收視率的壓力下全都豁出去了。有的新聞室還會發紅包，發的時間點與動機若是慰勞辛苦值得稱讚，發的時間點與動機要是鼓勵挺進則要檢討這種暗示行為。

　921大地震、娜莉風災、敏督利風災到莫拉克風災，台灣的天災難免，但是每次災難新聞採訪就只能不斷複製錯誤經驗，首先記者到災區報導災情到底可以能多深入，不像刑事命案現場已經發展出警戒線等相關規定，減少記者妨礙救人與破壞現場的機會。早期記者各憑人脈與實力搭上救難直昇機，這次軍方再受批評後終於明令記者不能私自搭直昇機，卻沒有配套措施讓記者能深入災區取得畫面公諸於世，讓更多人力與金錢投入，記者只能將自己當成搜救隊員挺進災區。
　
　記者模仿搜救隊員挺進災區已不可取，記者不斷吹捧自己的危險行徑更該視為病態，也許是記者的好勝心驅使，但這一幕可能對很多記者而言亦十分熟悉：新聞室內的主管觀看一整排的電視螢幕，看到某台記者拍到危險渡溪鏡頭，一通電話打給負責區域的記者質疑：為什麼沒拍到？這位主管可能忘記剛剛才覺得這位記者拍了一個有意義的故事，他們哪有時間兼顧那麼多事呢？要是記者回報，那個其實不是災民渡溪，是記者強行渡溪差點被沖走，主管即使不敢明說那麼好的畫面你怎麼不跟進，也會暗示一下，「某某台都到哪了，你現在在哪裡？」

　針對災難與社會案件的新聞採訪應該有更多的考慮，災區居民的創傷是否應該被無限制放大或是作為催淚工具？記者報導如何協助災民而非造成二度傷害？災區採訪應該開放哪些區域？哪些區域應該禁止？政府單位提供的採訪協助為何才能讓資訊流通、第一線記者的後勤補給需求、記者可能有的創傷經驗與抒發方式等等，這些議題需要更多討論的時間，但有件事可以立刻做到就是基本的採訪安全。

　也許業界對於將災難報導給予限制感到不合於現代的新聞競爭，但是新聞室對於記者的人身安全考量未提出說明前，應該暫停明示或暗示記者挺進災區的言行舉止，記者們也應該深思採訪這種災難已經形成的新聞，卻刻意排演成比到戰地採訪更危險的戲碼，這樣的比重適當嗎？這樣危及生命值得嗎？萬一發生意外，家人可以承受嗎？若是這些問題都還未思考前，記者也還沒有定期參加救難與體力訓練，還是多找點故事，多檢討發生原因還比較切實際也更有益處。


P.S. 事後證明，在幾個未被發現的部落公諸於世後，風災報導迅速遞減，也許我們應該思考另一層面，我們為什麼需要災難報導，它的用處為何？只是挺進災區嗎？

（作者為政治大學廣電系助理教授，本文原刊於媒體改造學社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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