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潑（本文作者為記協執委，代表記協參加國際記者聯盟亞太地區記者會議暨工會聯合會議）
在我和大學同學畢業沒兩年時，一起去看了《那山那人那狗》，其中有一段讓我感傷，讓我同學淚流不止：一個深山裡的少年因讀書不易，只好函授讀大學，他盼著郵差為他帶來錄取通知單，郵差問他想讀什麼，他說「新聞系」，因為他希望記者來採訪他，但沒有任何一個記者來，所以他想讀新聞系，好自己採訪自己。
對新聞懷有夢想的我們，踏入職場沒多久，面對真實的媒體環境，總覺得被澆了好多冷水，一下子就感到灰心了。深山裡少年的話，竟然啟動了我們的傷心，哭得不能自己。我想身邊的觀眾一定好奇，這兩個丫頭怎麼哭了？
想起這件往事，是因為採訪了英國《衛報》的亞洲環境特派員Jonathan Watts，並且讀了他寫的書。
採訪前，他在天下雜誌的晚宴上展現他拍的照片說：「你們絕對都不會想到這些地方去。」我看了一下現場的企業家們，在心裡點點頭。我又看到一篇關於他的報導上說：
正如大多數新聞記者一樣，我們每天要閱讀中國的報紙，與這裡的記者、NGO組織建立良好的關係和資訊管道。但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你得確定自己能到現場去。
那天的採訪是個非常愉快的經驗，我們還聊到了胡佳。本來我準備了一個問題問他，但因時間不夠加上他的回答讓我放棄了這個問題：「作為一個啟動工業革命造成環境破壞連鎖反應的西方國家公民，會不會遇到許多「抵抗西方觀點」的人或問題，你知道，特別在中國。」Watts的確是個好記者，他有自己的態度、動機和想法，然而他非常理性，不把問題往一個地方推，事實上他也不會去指責是誰的錯或誰造成的，或者他只要批評中國政府就行。但我們都知道那無法幫助我們理解問題。
訪問中，他時而跟我說：「你也是記者，你應當了解......。」是的，我是記者，但正因為我是記者，我才比其他人有機會聽到他的想法和故事，尤其他如何去當一個記者。當晚我留言給他，謝謝他inspire了我。
走出咖啡店，想起了《那山那人那狗》以及那晚看電影時同學的淚水。因為我便走在當時工作的區域及當時看那場電影的電影院附近。
為了「轉換頻道」，做個break，採訪完後，邊吃飯邊看壹週刊。竟看到張翠蓉專訪（話說，前陣子收到他寄給我的信讓我頗驚喜），內容大家可以自己去看，但他說了一個例子讓我鼻酸。
張翠蓉說，在他懷疑自己的工作時，遇到一個阿富汗喀布爾大學的新聞系學生，於是問這個學生：「為什麼要在一個沒有新聞自由的國家讀新聞系？」這個十九歲的年輕人回答：「我沒有辦法想像一個沒有記者的社會會如何。」這段對話讓張翠蓉開始振作起來。
我想起前陣子到峇里島參加IFJ （國際記者聯盟）亞太地區記者會議（暨工會聯合會議）時的經驗。
還沒開會前，我和香港記者就先聊開了，爭著批評自己國家（？）的媒體環境有多糟，會議開始暖身時，因工會（UNI）的加入，所以很多倡議的討論都在勞動條件保障、工資等等，等到隨機分取的小組會議開始，我屬於「討論工作安全（safety job）的哪組，由於到峇里之前，我才在台灣記協群組「靠么」說：電視台記者在颱風天這樣工作主管到底有沒良心啊，記者命是有這麼賤嗎之類的。而香港記者此行和我談到這個也有所感，他們也是有八號風球掛起記者要到前線「走秀」的問題，所以我的對這個議題的定義和心理準備是這樣的，台灣新聞台記者天災前安全不保云云（我覺得談會不會隨時被炒魷魚這種safety太low）。
不料，真的不料，我那一組的記者分別來自於柬埔寨、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和阿富汗，當IFJ工作人員才說第一句話：「怎麼定義safety job。」阿富汗記者就先說話了：「大家關心的問題或許是如何保住工作和工資，但對我們來說，怎麼保住生命不被殺害才是重要的問題。」一句話就讓大家沉默。面對動不動被殺害的記者，我是要怎麼把台灣的颱風秀說出口（在心裡吶喊～～～），還好馬來西亞印度裔記者追進，繼續follow這件事說記者不能靠別人保護，「自我保護」這件事該被訓練等等，而後柬埔寨記者很上道以菲律賓記者被大屠殺的事情繼續發展討論，於是我們這組的討論主題變成：「為了不死。」（這是我掰的，但我心裡的確是這樣想）作為其中一個稍微進步、所謂有新聞自由的國家的記者，我心中os超多。
儘管在行前，余佳璋大哥已經跟我大略解說一下亞太地區媒體情勢等等，所以我也知道菲律賓大屠殺事件，不過，真的放在眼前討論，真的還是讓我覺得很難以置信又痛苦又有種莫名的感覺。我曾跟另一個專跑中國維權事件的香港記者討論到，在中國跑新聞，比起如何保護自己，我們似乎都需要「被訓練」如何保護我們的受訪者，我們自覺這討論起來有些殘酷和悲壯，但怎麼樣都比不上連保護自己都沒辦法的狀況。
總之，光那個討論就讓我像是個來自城市鄉巴佬。
後來幾天的討論是根據區域，東亞和紐澳的一組，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他們一組，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等等一組。我當然和日韓香港紐澳記者一組，討論outsource、工資啪啦啪啦的問題，可是我總不能專心，而且，我們和香港根本沒工會，韓國很強但也很辛苦，而日本根本就是「派遣文化」了，紐澳我其實不想管（XD）。但我人在曹營心在漢，老是想著別組的討論如何如何，我跟香港記者說：「他們活在一個真實的世界啊。」
那幾天，只要有機會和其他地區記者聊天，如阿富汗、東帝汶、巴基斯坦、尼泊爾、印度、柬埔寨......我都會問一件事：「在你們國家，記者是一個好的工作嗎？」
會問這個，是因為我自覺在台灣這個職業不被尊重，韓國記者也這麼跟我說他們國家的情況，香港記者也同意。所以我對這些跑新聞容易招致危險的國家感到好奇。出乎我意料的，他們的答案是肯定的：因為薪水好，人們需要我們。「但你們的工作很危險。」我都會這樣回答，他們說：「可是值得。」
如同阿富汗的新聞系學生說的。
（BTW，訓練他們的常是歐美的記者，但「代替」他們發聲的，也都是西方記者，而不是他們自己。阿富汗跟巴基斯坦的記者跟我說，對，他們也不喜歡CNN觀點，但他們是為了自己的人民工作，他們的同胞需要知道對他們有用的新聞，不是那些苦情的悲慘的被破壞的一面，這是他們的工作。CNN無法取代他們。）
<--左起分別為馬爾地夫記者、柬埔寨記者、馬來西亞記者、阿富汗記者和巴基斯坦記者。
那幾天的討論跟經驗讓我百感交集，難以筆墨形容，不過我深刻體悟一件事，除了自己，沒有人可以幫你解決你的問題。當我對於無法協助阿富汗記者而感到失望生氣時，突然也了解到我們置入性行銷的問題也無法被他們幫助。作為記者，我們只能相互理解和聲援，繼續為了新聞自由和品質而奮鬥。（聽起來很熱血，但現實就是為自己的無力找藉口，我一點也不想說，我最大的心得是為自己慶幸，工作不需要考慮到生命安全。只是閒聊時，我開玩笑我們和香港記者的死亡率來自於過勞死，而一次和韓國記者喝咖啡時，不知為何他突然天外飛來一句：「我們國家的記者應該都是喝死的。」他說，下班拼酒是韓國記者的文化了）
有一幕倒讓我感動很久，一個菲律賓記者報告時，主動提起香港巴士劫持事件，香港記者回以評論（忘了確切內容）。到了最後一天，要確認共同聲明時，香港記者站起來為菲律賓的新聞環境爭取更多的注意和呼籲。我忍不住跟香港記者說：「我好感動喔。這算是一種大和解嗎？」香港記者回我：「要不是這個事件，我們都不會曉得菲律賓這麼糟糕，可憐的是他們的人民和記者。」
p.s 該記者和我一樣都是因為受到六四影響而立志當記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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